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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召政:我是历史的驴友(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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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网_mill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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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-8-27 16: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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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召政:我是历史的驴友(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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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是著名作家熊召政的散文集,全书分为四辑:祝福中国,炎帝的力量,踏遍青山人未老,依旧的青山;共70多篇散文。《历史的驴友》延续了熊召政一以贯之的文字风格,谈古论今,借山水和风俗人情解剖文化、历史、自然和个体之间的内在关系。文字优美,清新自然。
骑“驴”悠哉游世界
近年来,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喜欢旅游了。有几日闲情而耽于山水,也算是生命的一乐。一般的旅游者,称为游客。把旅游当作一种生命的体验方式,自驾一辆小车去往天荒地老之地,犹如古人驾一叶扁舟自庙堂回归于江湖者,则不能简单地称为游客了。聪明的年轻人,将这样一群山水的候鸟称为驴友,真是绝妙。初听这名字的时候,我想到骑驴的张果老,亦想到陆游的名句“细雨骑驴过剑门”,还想到19世纪法国著名的隐逸诗人法朗西斯·亚姆写过的一句诗“骑着驴子上天堂”。总之,驴这样的代步牲口,虽没有骏马那样威风,没有骡子那样强壮,但它踏出的碎步儿,很有点悠哉游哉的姿态,骑在它的背上,谁能不飘飘欲仙?自驾游者,将自己的坐驾称为驴,再称自己为驴友,既调侃又诙谐。我想,造出这个词汇的人,有上等的智慧。
1993年,我有了自己的第一辆小车,几乎就从那一年开始,我就是一个标准的驴友了。从此每一年,我都会挤出时间,或几天,或旬日,或逾月,远近不拘地酣游一番。过了不惑之年后,虽然驴友的身份不变,但兴趣却在慢慢地转换。由对风景的钟情衍变为对历史的探究。到了50岁后,我干脆称自己是历史的驴友。
我曾说过,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,其国民大都有嗜史的习惯。好的历史小说、历史随笔一直是坊间的畅销书,便是一个明证。我由年轻时喜爱历史到中年以后研究历史,由单纯的文学到文史兼融,实乃是完成了人生的转变。正是因为这一转变,我才有可能成为历史的驴友。
野山野水
大凡旅游,一是看山水,二是看古迹。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融为一体,给人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当然是最大的,作为一个被都市生活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现代人,他之乐于当一个旅游者,原是为了求得一些摒弃俗累的欢愉。就像我,钟情于山巅水涯,对于漓江山水,张家界与九寨沟等纯粹的自然风光十分偏爱,可以说是产生于现实生活的逆反心理。住城市中,红尘滚滚,每日心结万端,常嗟叹失路之心不能自明,那一份疲倦,自是不能轻易排遣得掉的。若是能在秀山丽水中,盘桓几日,于千万叠白云翠霭中解脱一段若梦浮生,乃是极快乐的事。
因此,我之旅游,最乐意的就是游山玩水。名山胜水,的确叫人流连忘返。“一生好作名山游”的李白,一辈子目极山林之色,耳极泉瀑之声,把人世风霜变成如花岁月,其乐难言;还有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的石涛,枕石而眠,嗽泉而餐,一双抗俗的草鞋,踩过了多少山间水畔的绿烟红雾,真是一个令我辈羡慕不已的快活人。
照道理说,在通讯、交通甚为发达的现代,当一个李白、石涛那样的快活人应该说更有条件。遗憾的是,现代旅游已成为一项获利颇丰的经济产业,所有的名山大川,莫不人满为患,置身其中,很难获得古人对山临水所产生的那份闲情雅趣。因此在物质文明甚为发达的当今之世,要想获得纯粹的自然,恐怕只能走那些野山野水了。我总觉得,最能体现东方生命情调的,便是这些远离现代文明的野山野水。
古代的诗人、画家,在他们的山水诗和山水画中,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清纯的中国山水。中国的传统文化,由儒释道三家构成。对于风景,儒家的感受力最差,甚至可以说是迟钝的。而禅家,道家笔下的自然风景,无不清纯可爱,但又各显其特色。
在中国,一个优秀诗人的素养,往往由儒、释、道三家的学问构成。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,不同的境遇中,他们以不同的心态来看待自然。闲适、恬淡,是禅家风景的特点;寂寞,虚无,是道家风景的内涵;凝重、隐喻,是儒家风景的实质。
禅与道对自然的态度有相通之处,都讲究“以心接物”。一花一草,一峰一石,都不依傍人类的意识而独立存在,因此,无所谓欢乐,也无所谓悲哀。纯粹的自然,人置身其中,不是高傲的统治者,而是构成风景的一部分。儒家风景却迥然不同,他们追求的是强烈的人格化的自然。尽管渗透于风景中的人格是高尚和优美的,但那并不是自然本身的实相,而是人类情绪的造就。
就我个人而言,对禅与道尤其是禅的风景意识更为欣赏。置身在禅意盎然的风景中,一颗被生活的激流污染很深的心会变得纯洁,脸上僵硬的肌肉会变得柔和。而且你会突然感到,平日被你欣赏的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,这会儿变得黯淡无光。同自然相比,人类任何伟大的业绩,都不具有永恒的价值。
那么,这种能让人顷刻开悟的风景到哪里去找寻呢?当下,它们只能存在于远离都市的野山野水之中。
关羽是风俗中人
2007年,我因为要写《三国的战争》这部书,花了差不多9个月的时间,经历11个省市,行程近两万公里,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三国遗址。回到家中捡点沿途收集的资料及随手写下的笔记,便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,三国的众多遗址,列入县、市、省、国家四级文物保护单位的,共有2000余处。其中最吸引游客眼球并享名最久的,竟都是诸葛亮与关羽这两个人的纪念性建筑。纪念关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山西解州的关帝庙,河南洛阳的关林,湖北当阳的关陵等等。虽然庙堂性的纪念建筑,关羽比诸葛亮要少一些,但民间的纪念,关羽又远远超过诸葛亮,中国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关帝庙。
倘若遵循真正的历史,诸葛亮与关羽绝对不可能成为三国历史的轴心。尤其是关羽,文治谈不上,武功有得有失,特别是失荆州一役,竟惨败在吴国小将吕蒙手下,使本来实力最弱的蜀国雪上加霜,从此一蹶不振。
但是,民间的记忆与历史的记忆并不是一回事。历史重功绩,民间重道德。一个因自己的轻敌和孤傲而让敌人割了头颅的败军之将,为何成为众星捧月的英雄?岂止是一般的英雄,他自宋之后被许多皇帝追封,在明代达到了“圣”的地位。当时,文圣是孔子,武圣则是关羽,一文一武,堪为万世师表。从这一点说,中国的武将们,没有一个能够超过他,即便是历史与民间都很看重的楚霸王项羽,也不能与关羽相比。比较之下,三国的头号政治家曹操以及关羽始终效命的刘备,也显得相形见绌了。
关羽之所以成了圣人,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一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,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。
朱元璋,这位和尚出身的农民起义军领袖,创造了大明王朝后,便把“忠孝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。在忠臣孝子被视为社会楷模的文化环境下,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自觉地都会服务于这一思想约束与文化语境。大约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《三国演义》,便带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。虽然罗贯中没有给他笔下的人物贴标签、画脸谱,但全书贯穿的思想,始终离不开“忠孝”二字。
应该说,因为有朱元璋的忠孝立国的思想,有罗贯中的生花妙笔,才有了关羽成圣成帝的可能。在文人的心目中,诸葛亮的地位更高。杜甫的诗“出师未捷身先死,长使英雄泪满襟”,道出了所有读书人对他的尊敬与怀念。但诸葛亮始终只能是“道统”中的楷模。而关羽则不一样,抬举他的,热捧他的则是历朝历代的“政统”。相比于道统,政统有着更加强大的影响力。道统提倡风气,政统提倡风俗。以此论之,诸葛亮是风气中人,而关羽则是风俗中人。
客观地讲,罗贯中塑造的诸葛亮与关羽都很成功,但为何诸葛亮不入政统的法眼呢?这乃是因为,文臣与武臣是有差别的。文臣忠于社稷,忠连着忧患。武臣忠于朝廷,忠却连着愚。与忧患相连,忠是有条件的;与愚相连,忠是无条件的。任何时候,对于政统来讲,愚忠总是最受欢迎。
读史可提升定力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阅读兴趣渐渐转换。30岁前,读书的兴味十之八九在文学范畴,古今中外的名著尽量搜求通读。40岁前,好读杂书,有趣者如《闲情偶记》,有见识者如《草原帝国史》等等,无不找来或浏览、或研读。数年之中,志于博闻,乐莫大焉。50岁后,阅读面收窄,且专注于史著,由明及宋,由宋及唐,由唐及汉,及春秋战国,愈行而愈远,愈远而愈曲,愈曲而愈精微,愈深邃。真可谓聚数千年于一案,常生发“我见古人,恨古人不见我耳”的感叹。
读史书的益处在于,让人拓宽视野,扩大心胸。人生于世,常有许多烦恼,无论是乐极生悲,还是喜从天降,往往不能自持,颓颓然者有之,飘飘然者有之。但泰然者,骤临巨变而安之若素者,却是少之又少。究其因,就是定力不足。而定力来自于知识、修养与心智。读史者,正可补此三种。说到头来,历史就是人的社会活动史。数千年来的中国,出过多少智者、贤者,又出过多少恶人、奸人?帝王将相也罢,才子佳人也罢,侠士羽流也罢,贩夫走卒也罢,凡在历史上留名的,一定有其过人之处。卞和献玉而被刖足,屈原爱国而投江,陈胜为活命而揭竿,司马迁坚持己见而遭腐刑,石崇炫富绿珠坠楼,董卓造逆东汉分裂……凡此种种,沧海桑田见得多了,胜残去杀见得多了,一个人便会生出定力。有了定力,便有了洞察力;有了洞察力,便有了平常心;有了平常心,便懂得感恩,懂得宽容。
前天去一所大学讲演,有一位同学问我应如何读书。我说,不要躺在床上读书,也不要对着电脑读书,应该坐在板凳上读书,旁边准备一支笔、一个本子,读到好处、妙处就打记号,就在本子上写心得。我说的这方法可能不适合年轻人,但这是我的经验。电脑的产生让人类变得聪明,但不能让人更加智慧。
今年,我坐在板凳上读过的书有《明通鉴》、《女真史》等数十种。时下,一股读史热正在国人中漫延,这是好事。但多数读者,读的多半是介绍历史的书。因此,这一类的书大行其道,且愈来愈磅礴汹涌。若想掌握历史常识,读读此类书籍亦可称开卷有益。不过,若要真想探求历史的奥秘,还是多读原著为好。
摘自《历史的驴友》
熊召政 著
海豚出版社
2012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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